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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与无忌:奋斗在别处的“工程师”
来源:文学报 | 令狐与无忌  2021年09月25日08:43

过去二十年间,我一直在一家中国最大的通信设备公司工作。离开老东家之际,欣喜得知自己去年因疫情隔离在肯尼亚期间创作的小说《与沙共舞》获得了阅文集团主办的第五届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征文大赛的一等奖,不禁回想起我写这部小说的来龙去脉。

这个世纪初发生了一件对未来世界影响深远的大事,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加入世贸组织不仅意味着中国更大程度地对外资开放,也意味着中国企业的视野更加开阔,走出去的步伐更大、更快,中国人的舞台变成了全世界。

2005年,我所在的公司迎来了海外市场井喷式的发展,各个国家都缺人,都在向深圳总部呼唤炮火。一大批像我一样从来没有出过国、讲不好英语、国内理工科大学毕业的年轻的“工程师”突然之间就被派驻至世界的各个角落。我去了公司的中东北非地区部,常驻在埃及首都开罗。

在阿拉伯半岛和北部非洲的各个国家间奔波了四年多,我看到、听到、经历了不少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科技企业中的年轻“工程师”的故事。

在工作上,被派遣至异国的年轻人们遇到的是当时中国的通信设备企业尚未获得国际知名度,客户根本不相信我们的设备能和西方百年老厂的产品相提并论的问题,我们怎么去克服这样的困难?

大家是凭着一些“笨拙”的办法,凭着中国人的实在和韧性去改变对方。

例如,有客户明令禁止华为、中兴的人进入其办公楼去“骚扰”他们,我有一个同事就每天下班的时候在客户办公楼的地下停车场守候,争取和客户偶遇的机会。偶遇了一次、两次、三次,从简单的说句“Hello”开始,到抓住机会聊几句我们认为自己能够帮助客户解决什么样的“痛点”,再慢慢把信任关系建立起来。

还有同事能进得了客户的办公大楼了,但是见不到客户的管理层。他就守在茶水间的饮水机旁边,等着客户主管出来喝水时想办法去认识。

还有打听到客户高层的行程后去机场守候着,等着偶遇的。大家殊途同归,从“偶遇”的机会开始,从真诚的“傻笑”开始,去一步一步地赢得对方的信任,赢得中国科技产品和中国人的品牌。

在生活上,青涩的“工程师”们曾经闹出过不少“笑话”。

有从香港飞去沙特,结果经停泰国曼谷时以为到达了目的地,下了飞机,一直冲到海关才发现自己只是飞到了泰国。有在埃及为了表达同事间的亲密无间在同性同事屁股上拍上一巴掌,结果被人严重投诉性骚扰的。有在奥地利为了测试无线通信网络的信号而开着车兜圈,被人当作踩点小偷报警,被警察抓走的。有在沙特因为对着小区的岗哨拍照就被扭送警察局的。

大家面对一不小心就遇上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保持着开放的心态,敢于自我批判,乐于互相分享,慢慢地融入了各自所在的当地社会。到后来甚至出现了比当地的年轻人还要懂得当地的历史文化、风俗民情的中国年轻人。

2008年,网络上开始流传一部叫《杜拉拉升职记》的小说,我看了之后就产生了写一部小说的冲动。

我想写一部属于ICT工程师的职场小说、青春小说,除了想讲述所见、所闻、所经历的各种故事,还因为我觉得,尽管时代赋予中国的符号仍然是“世界工厂”,但中国正在悄悄地从过去的“农民工红利”走向“工程师红利”。

我看到的是1990年代大学扩招之后培养出来的一拨又一拨勤奋、坚韧、适应性强、灵活性好的工程师、程序员们正在成为中国科技企业发展的基石,例如华为公司在大发展那几年每年要从国内的理工科院校招聘5000至8000名应届毕业生。

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些年轻的工程师们在异地,甚至异国的奋斗和生活,看到他们与前辈不一样的青涩与青春、喜怒与哀乐;看到他们既继承了前辈的勤奋、好学、坚韧、本分,又有这一代人的灵活、开放、乐观,和对生活的热爱。

中国人在海外的存在由来已久,但又一直在变化。

海外中国人过去是以留学生、援建工人、新移民为代表。在新的“工程师红利”的溢出效应之下,出现了不少既是随着“集体”出现在世界各地,融入进当地某一个行业,为所在国相应的产业发展做出贡献,同时又作为“个体”在当地租房买车、生儿育女,融入当地社会,增进跨文化交流、理解的“工程师”们。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异国工作、生活了几年之后会回到祖国,有些继续效力于原公司、原行业,有些则在国内换了工作。这样一大批既在国内传统教育下成长,又在海外各种文化背景中成熟起来的年轻人给中国社会注入新的活力。

我认为这个“工程师”群体最大的特点是“闷骚”。

他们平时的穿着没那么讲究,甚至有些不修边幅。不少人戴着眼镜,背着电脑包,行色匆匆,让人感觉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书呆子。但其实大家内心丰富,工作之余,有喜欢游山玩水的,有喜欢玩游戏、看电影、踢足球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精彩。

我自己亦是一个“闷骚”的理工男,在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缺乏想象力,或者说是在处理“现实”与“虚构”之间存在障碍。同时,在小说的结构、人物处理上缺乏技巧。

这本书一开始几乎完全写成了一本日记,记录的是几乎完全真实的时间线、人物、地点、事件。写出来之后,问题之一是人物过多、主角个性不鲜明,节奏慢、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问题之二是担心同事、朋友们对号入座,说我消费大家,有不小的心里负担,不敢放开了去写。

我在小说完成了初稿之后,先发给几个好友去看。结果,大家纷纷表达不满,要么是说“你居然不写我?”,要么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小说写得太纯情,没有反派,没有爽点。

大家的反馈令我心里放轻松了不少,利用去年疫情被隔离在肯尼亚内罗毕的几个月时间认真地修改了一版。在保留了真实的时间线、地点的同时,虚构了人物和情节,并将叙事集中在几个角色身上,努力使故事紧凑、好看了一些。当然,在人物的饱满度、小说的结构上仍然有其先天的不足。

小说获奖之后,不少同事找我,希望给我讲他所经历的故事,希望我写更多他们的故事。我很感触,看来这个“闷骚”的群体憋了不少心里话想说啊!我们的文学作品不能只是聚焦在帅哥美女、霸道总裁、逆袭上位这样的传说上。

六月,我在北京还认识了一个同龄人。她虽然毕业后一直在传统行业工作,但和我是一样的计算机专业的背景,是国内互联网、ICT产业发展的旁观者。没有想到不是同行的她对我在小说中想表达的情绪、理工科男女的叙事、情怀和不一样的幽默也有不少共鸣。

所以,我很想继续写下去。

《与沙共舞》讲的是本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科技企业及其中年轻的“工程师”们最初出海时的青涩和成长。我想接下来写一本后来的故事,以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科技企业在海外逐渐成熟,在通信等一些行业甚至变成了全球化的头部企业为背景,讲一讲在这个进程中,成长到四十岁左右的奋斗者们的故事。